儿童是弱者，他们的医疗保障责任由谁来承担？是家庭、社会还是国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北京、成都探索建立的少儿住院互助金，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但这是不是解决儿童医疗保障的唯一出路？

 

    中西部第一个少儿住院互助金

 

    在四川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病房，这几年因为白血病患儿增加，病床非常紧张，不得不加床，但更多的家庭因为无法负担几十万元的治疗费，而放弃对孩子的治疗。

 

    护士长张德丽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科里曾经收治了一个不到两岁的白血病患儿，听说要花几十万元治疗，妈妈含着泪对孩子说：“我们不医了，回家去，行不？”孩子不答应：“不嘛，我要医。医好了，我就能去玩。”家里想尽办法借了钱给孩子治病。当护士给孩子输液时，孩子疼得眼泪在眼中打转。孩子的妈妈不忍心让他受这份苦，又商量说：“太疼了，我们不医了吧。”孩子还是不答应，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张德丽含着泪说：“这么小的孩子，求生的愿望那么强烈！”多年来，她和同事们经常捐钱给孩子们治病，但她觉着，只靠爱心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血液科主任徐鸣联合当地媒体，成立了专门的基金会，通过募捐让孩子们完成全部疗程。由于筹得的善款有限，需要捐助的孩子太多，徐鸣等呼吁政府建立儿童医疗保障制度。

 

    和张德丽、徐鸣有同感的，是成都市市长葛红林。来自上海的葛红林经常接到一些群众来信，反映自己的孩子因病无钱医治，希望政府能够帮助解决困难。每到这时，葛红林会捐一些钱，但他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想到在上海时自己的孩子曾参加少儿住院互助金，他希望在成都也能建立起这项制度。

 

    去年8月，成都市政府决定在城乡推行少儿住院互助金，由卫生、教育等部门共同组建“少儿住院互助金管理委员会”，每个孩子缴纳40元互助金，利用该市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平台进行管理，财政负担互助金管理经费。当年，全市175万0～18岁的未成年人中，就有111万孩子参加。

 

    由于该市的互助金是第一年运行，报销的封顶线目前设定在8万元，平均补偿30％左右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还不是太高。但徐鸣等觉得，有了制度，就能看到希望。他们科曾经有过统计，以前因为医疗费太高，只有20％的患儿能够住院治疗白血病，现在，靠着互助金以及他们募捐的善款，能坚持住院治疗的孩子达到了80％。

 

    发达地区先行的少儿互助探索

 

    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金的前身是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保险，建立于1991年。起源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接到14名白血病患儿家长的联名信，反映他们因为治疗费用昂贵和家庭经济困难，孩子们将面临放弃医疗的困境。朱镕基批示：“一定要解决大病孩子的医疗问题。”当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建立由红十字会、保险机构、卫生等部门共同建立的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保险。1996年，保险公司退出，保险更名为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基金，缴费标准从最初的20元，提高到50～60元，报销补偿比例目前已经达到了50％，最高报销额度能达到10万元。为了减轻家长的经济压力，该市还规定，参加互助金的患儿，可以先免交50％的住院预付费，以解家长在孩子住院时要交大笔预付金的燃眉之急。目前该市已有200多万少年儿童参加基金，互助金已经累计为68万人次报销，报销费用达到5.39亿元，白血病等5种大病费用报销补偿近7000万元。

 

    北京市少儿住院医疗互助金管理办公室主任于瑞苓介绍，2004年9月，北京市政府决定推出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由北京红十字会、卫生局、教委联合设立，由北京红十字会统一管理，每个0～18岁北京户籍在册儿童缴纳50元钱。两年来，参加人数从67万增长到74万。实施1年多以来，互助金办公室已经发放了14个8万元，平均报销比例在30％～40％。

 

    湖南“曙光行动”遭遇困境

 

    据了解，全国目前除了上海、北京、成都建立少儿住院互助金，其他省区尚未有类似举措。湖南省儿童医院副院长高纪平希望湖南省能够尽快建立少儿住院互助金。

 

    高纪平说，湖南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约有6000人，但全省只有不足1000人接受了手术。在湖南省，一个先心病患儿的手术费用在1.5万元到3万元之间，很多农村孩子因家里拿不出这笔钱而夭折了。

 

    从2001年开始，该院发起了“曙光行动”，当时想通过社会募捐，为贫困家庭患儿提供免费治疗，但是5年来，只募捐到了20万元，其他所有的救助资金是由医院承担的。至今已有800多名先心病患儿和214名先天性肢体残疾的孩子受益，该院已经减免了500万元的医疗费用。由于医院负担过重，“曙光行动”一度处于半停滞状态。

 

    高纪平说，为配合新农村建设，“曙光行动”今年由湖南省红十字会和该院共同开展“曙光照耀新农村”活动，每资助一名患儿，由省红十字会和该院共同承担3000元。

 

    在该院心胸外科病房，记者在特护病房看到3个刚做完手术的孩子，正插着管子，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护士长李向阳说，因为有减免费用措施，他们的父母才决定手术。她从护士站拿出一沓申请表，记者数了数仅3～5月的申请表有38张。李向阳说，这还不是全部，还有20多个家长已经拿着申请表去领取减免的费用了。

 

    记者了解到，由于需要救助的孩子太多，“曙光行动”运行得越来越艰难。而当地政府财力有限，希望社会奉献更多爱心。

 

    公益机构心有余力不足

 

    没有建立少儿医疗保障制度的地区，希望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大病患儿的高额医疗费用，从现实来看非常艰难。

 

    据高纪平介绍，虽然国家对慈善捐助有免税政策，但是企业认为免税程序操作起来很麻烦，也怕捐助导致“树大招风”，上门要钱的太多，所以愿意捐赠的企业非常少。这种结果，也导致红十字会等公益机构心有余而力不足。“曙光行动”中，由于红十字会的捐助资金所剩无几，主要还是通过医院减免费用。

 

    就全国来看，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少儿疾病保障也非易事。去年8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设立了小天使基金，已募集到400多万元善款，发放250多万元，救助了31名白血病患儿。随后，该基金会又相继推出白血病、脑瘫、重症肌无力、先心病等针对儿童的5个专项基金。

 

    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说：“我们压力也很大，毕竟财力有限，救助范围也有限，小天使基金目前募集到的400多万元善款，90％是由普通公众捐助的，富人和企业还很少伸出援助之手。现在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资助一个算一个，总比一个没救好。”另外，目前虽然幼儿园、学校推行商业学生平安保险，由于患病儿童不能带病入保，所以大病患儿被商业保险拒之门外。

 

    “我们只能呼吁政府尽快推出儿童大病保障制度，尽早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王汝鹏说。

 

    少儿住院互助推行不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推行少儿住院互助金的3个城市，目前也遇到了各种困难。

 

    首先是互助金不能扩展到居住在当地的全部外来人口。上海市10年来不断扩大覆盖面，从原上海户籍在册的儿童，扩展到符合条件的“外来媳妇”学龄前儿童、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子女为主学校的学生，以及引进人才有效居住证内的学龄前子女。而成都市也只能限定在户籍在册和有居住证的少儿，北京则只限定在本市户籍的少儿。

 

    记者在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部随机采访了10名患儿家长，其中6名为北京本地居民，其他4名来自河北、贵州、沈阳。10名患儿中有5名在学校参加了学生平安保险。参加少儿互助金的北京患儿仅1名；两名北京患儿可以在父母单位报销20％的医药费，3名来自农村的患儿则没有任何报销途径，一切费用都必须自理。

 

    “互助金如果扩展的面太宽，外地生病的孩子都来参加，会出现严重的逆向选择情况，就会影响到本地孩子的保障水平。”一位互助金管理者告诉记者。

 

    另外，由于医疗机构住院医疗费用过高，而互助金的报销比例低，既给互助金的管理带来压力，也影响到家长参加的积极性。

 

    记者在北京市了解到，该市报销的医疗费用中，常见病还是“主角”，肺炎、上感、阑尾炎、疝气等儿童常见病占60％左右；再障、肾衰、血友病等病种占10％；白血病为5％。记者在成都和北京的互助金管理办公室看到，一些常见疾病的住院医疗费用往往都是在6000元以上，而这两个城市的互助金是在家长负担50％医疗费的基础上，按照级距报销，所以最终报销费用往往只有1000多元。

 

    此外，由于互助金需要由学校、幼儿园和防保机构收缴经费，如果各机构积极性不高，会影响到互助金的筹措。据了解，北京就有几所学校，至今没有一个学生参加互助金。“如果学校不动员，也很难推动这项工作。”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金办公室杨部长告诉记者，上海市贫困家庭孩子参加互助金的经费，是靠募捐筹措经费。北京上海两地的互助金管理者对此都感到，红十字会的力量毕竟有限，还是需要政府支持。

 

    社会自愿不能替代国家责任

 

    据了解，近一时期，各地希望建立互助金的呼声非常高。成都市儿童医院院长李晓辉告诉记者，少儿住院互助金是社会医疗保障的过渡模式，最终应该由国家建立完善的少儿医疗保障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原局长朱宗涵认为，少儿住院互助金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它毕竟不同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一种社会自愿的保障方式，不能替代国家责任。

 

    但是我国要建立少儿医疗保障体系目前还存在法律和制度的空白。

 

    李晓辉说，1992年4月1日在中国生效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的四大权利：生存权、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公约中对儿童应享有的健康、医疗和社会保障已有明确规定。我国政府已经承诺要承担并履行该公约规定的保障儿童基本人权的各项义务，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法律涉及儿童医疗保障的问题。

 

    另外，对少儿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我国20世纪50年代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企业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医疗费报销50％的待遇。但是到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后，对包括孩子在内的职工供养直系亲属是否继续享受医疗费报销50％的待遇，一直没有具体作出规定，也未进行相应的改革。但据统计，更多的企业不再执行原来的政策。

 

    记者在成都采访时，遇到正在市儿童医院住院的张力（化名）的妈妈。她告诉记者，患白血病的张力3年来已经花了20多万元医药费，除了接受社会捐助的10万元以外，住院互助金给他们报销了2000多元，孩子曾经参加商业保险，报销了5万元。她所在的公交公司，已经不为职工家属报销医疗费了，大家只好为他们募捐一点钱。孩子这次因为感冒住院，病情挺重，他们已经不好再向单位张口了。

 

    记者了解到，也有一些地区已经探索建立少儿基本医疗保险。江苏镇江市从2002年开始将少儿保险统一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每个孩子根据年龄情况，只需孩子家庭和父母单位共同交纳50～60元统筹基金，就能报销到40％～95％的医疗费用，政府每年还给一定比例的补贴。

 

    但目前能像镇江这样建立未成年人医疗保障的地区太少。朱宗涵认为，目前国家一直没有建立少儿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因为多年来，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孩子是家庭的成员，是归家庭所有，社会也缺乏维护儿童权利的代言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真正把孩子看做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由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建立完善这一制度，真正体现出国家的责任。

 

    （转载自《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