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芪、白芍、贯众，板蓝根、金银花、荆芥等六味根根草草熬成的“六味合剂”，半年前，随着突如其来的SARS名扬世界。一时间，“中草药现代化”在国内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有专家认为，中草药现代化的重点首先需要理论现代化；可也有的认为，中药的现代化更多地应该对传统中药进行配方改造、剂型改造以及生产流程的现代化、标准化上做文章。前不久，法国华人科技工作者协会也就此举行专题会议，讨论同样是热火朝天。

    ■采访手记

    今年三月，我参加了年营业额210亿欧元、法国最大的独立制药公司SERVIER(塞尔维)集团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合作开发新药的签约仪式。签字之前，会议室的大彩电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制药公司新药研制的程序和途径：

    首先，是对已知化学分子进行提纯和提取。国外的制药公司，都具有很强的科研、开发能力，一般都有积累了几十年的、具有上百万个化学分子的分子库，供新药研制用。

    其次，是用现代生物技术对分子的生物活性进行基因、细胞水平上的检测，找出分子在实验动物中作用的基因靶点，筛选出有效分子。这部分的研究需要有现代化的分析、实验手段和强大的技术力量、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研究经费。

    然后，对有效分子进行药物化学结构的改造，以期发现新的药物机理。

    最后，是对改造过的分子进行代谢分析，并开展各种动物、临床试验，最终研制成疗效好、造价低的新药。

    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2至15年时间，耗资6至8亿美元。

    开发新药主要有四个途径：从自然产品(包括植物、藻类、动物和矿物质)中提取有用成分；从已有化合物中衍生出有治疗作用的新化合物；从已有的药物中寻找预想治疗效果以外的效果，如原来用于止痛的阿斯匹林现在用来治疗血栓和某些癌症；通过随机合成、筛选，发现新产品。

    塞尔维集团主席雅克?塞尔维在介绍公司发展现状时提到，该公司已经在中国天津建立了一个制药厂，在北京成立了一个药品临床试验和研究中心。

    国外制药公司到中国成立研究中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的制药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对中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什么问题？在参加了法中华人科技工作者协会的专题研讨会后，记者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

    作为科技工作者协会，自然人员的专业范围分布较广，因此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会有多个方面的理解。

    在法国，有一批华人研究员从事着与制药相关的研究，如药物化学、计算机化学、细胞生物学等等，他们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所谓对传统中药进行配方改造、剂型改造以及生产流程的现代化、标准化，不过是给中草药的生产、销售提供一个现代化的“包装”，属于中草药生产的“工艺改进”，而非真正的中草药研究、开发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中草药如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还需借它山之石，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进行药性和药理的研究。

    借鉴一下又何妨

    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草药，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而西药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可是，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占主要地位的还是西药。究其原因，西药是单体药，分子量小，易于进入人体细胞，因此对病灶的治疗更为直接、见效快；而中药是复方(群体)药，分子量大，是各种化学成分的混合物，至今尚未明了其中各成分在细胞及分子水平上的功能及作用机理，因此它在疾病的治疗中见效慢，而且，大部分中草药只能在治疗中起辅佐作用。

    搞化学的人，更多地从化学分子的角度看问题。从事药物化学研究的张勇民博士表示，中草药如果药方成分不同、使用草药方式不同(鲜的或干的、不同季节的、不同形状的等等)、煎熬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疗效，它们来自自然、又比自然产品更丰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重组化学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这一宝库要求我们珍惜、并下大力气去开发。

    在法国一药物研究所工作的王述仁博士认为，根据国外大型制药公司的新药开发程序和途径，“中草药现代化”的工作方向应该是用现代化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药理学和药物化学研究手段，将提取、提纯的中药内的有效成分，在疾病治疗的靶标上进行功能筛选，然后对有效单体进行构效改进，成为真正的“现代药”。此外，环境的变化也正在影响某些中药疗效的发挥，一方面是某些自然产品的绝种，另一方面是环境变化导致产品成分的微变化，因此中药只有通过真正的“现代化”，才能保证其品质的永存。

    在法国科研中心从事纳米生物技术研究的陈勇博士，则另有一个思路。他说，中药主要依靠大分子发挥疗效，而大分子的特点是分子性往往是有协同性的，我们可以中草药现代化研究为契机，建立全新的分析方法，以便大力开展多分子功能和作用机理的研究，为中草药的真正现代化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瞪大眼睛看住产权

    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不断增加，但是，患慢性病、老年病、疑难病等与生活习惯相关的现代病比例猛增。据塞维尔公司研发中心主任达涅尔?勒瓦尔博士介绍，现在国际法制药公司新药开发主要集中在治疗癌症、新型感染性疾病(如艾滋病、非典型性肺炎等)、与新陈代谢功能相关的疾病(如糖尿病、肥胖症)、心血管病和与老化相关的疾病等五个方面。

    而在国际制药业，专家们都认为，化学方法制新药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动用最先进的计算机系统，查遍积累了几十年、具有上百万个化学分子的分子库，也很难再生出新的有效药用分子。于是，国际制药企业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独特、古老的传统医药及自然资源宝库。中药针对上述这几个方面的疾病，都有独特的治疗方法，更令人关注，因为自然产品的提取物在新药研制中是主要的开发手段，世界上有20％的药来自自然产品，治疗肿瘤和抗炎症的药更是有60％来自自然产品。

    近年来，欧美国家的多家大型制药公司纷纷在中国建立研究中心，当然，其首要任务是顺应中国政府对药品管理的要求，对欲打入中国市场的药物在中国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以打开中国市场。但是，这些研究中心或者实验室往往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发现对某些疾病真正有较好疗效的中草药，然后双方共同开发新药。

    王述仁博士认为，在共同开发新药的过程中，我国中草药的知识产权很可能会流失，因为我国目前不具备较强的分子筛选、药物化学研究和技术能力。在中外合作研究、开发中草药的过程中，前两步我们可以通过严格的国家审核规定、透明的研究合同，来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但是，后两步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也使不上劲！

    大投入更要讲章法

    化学新药研制中遇到的技术困难，使中草药的现代化凸现其重要性。科技部已将“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列入“十五”重大科技专项，具体可以怎么做？王述仁博士又专门与记者在一次午餐时间约谈，对借鉴西药开发途径、对中药进行现代化改造谈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想法。

    王博士在国内的医药界的一些朋友，曾到国内的制药厂参观过，对国内制药业的现状忧心忡忡。“国内有4000多家制药厂，绝大部分是在挣扎着过日子。仅有几个可生产的药方，也是在你抄我，我抄你，没有任何新意。因此，新药研制是中国制药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他说，作为政府，对中草药现代化的引导，应该提高对计划的战略定位，不仅要将中药现代化，而且要将该计划与国家新药研制能力的建立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政府应该将主要的研究开发资金，投资于应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开发中药的有效成分上，而不是定位在‘工艺改进’上，后者可以留给中药生产企业自己去完善。”“在新药的临床前开发中，有两个学科是最为重要的，其研究也是最费时、费力的，它们分别是基因模型的建立和药物化学。这是中国新药研制需下大力去打坚实的基础。”

    王博士认为，国家现在极为重视中草药的保护和开发，也非常支持生物技术的发展，如果能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效果将“事半功倍”，既能很快地将中草药现代化的研究开展起来，也可推动生物技术前沿研究更具方向性。目前的问题在于，“政府对研究方向和力量的组合并不到位，因此导致生物学和药物学的研究融合不到一起。”许多生物实验室分析技术手段非常先进，但是没有自己的产品、没有可以筛选的分子，它们用来分析什么呢？“还不就是就‘论文’而‘论文’，做做文章而已。”

    “中草药现代化的工作，可以分几步走：首先是将中西医专家结合起来，用现代医学分析手段确定对临床治疗有作用的药方；然后对有用药方成分进行提取、提纯、分析，并对各成分进行生物活性试验，筛选出有用的分子，并了解其作用机理；最后，对有效分子进行药物化学改造，研制出新药。”

    《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中已经指出，政府将集中财力和物力，搞几个有特色、有针对性的药物研究中心，对此王博士非常赞赏，也提出了自己的考虑，“这样的药物研究中心，工作面不能太宽，原则上一个中心研究一种疾病。”另外，上述的药物研究中心仅仅依靠国家投资是不够的，也不利于研究成果向生产的转化。“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协调，将研究中心与现有的制药公司联合起来，研究中心既有国家投资，也有企业投资(国家可以通过减税的方法提高企业投资研究的积极性)，以中草药开发及现代化为契机，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集资源研究、开发、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制药企业，为中国制药企业的现代化改造树立典型。”

    “中草药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重组化学分子库，解开这个重组化学库的“密码”，将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王博士充满深情地说。

    欲得“真金”需深“挖”

    提到科学研究，就不免提到科学家资源的问题。海外华人学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为国家的快速发展起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有许多学者以公费或者自费的形式出国留学，后来不少人因为种种原因留在了国外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或在研究机构、大学工作，或在重要企业从事研究、管理工作，他们走在世界生物、化学、物理、数学等领域研究、开发的前沿，是一批非常可用的人才。在中草药现代化的研究中，很多人可以成为一支有生力量。

    近十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许多吸引海外华人科学家为国服务的政策，或者以大型科研资助计划吸引他们长期回国工作，或者聘请他们短期回国工作，或者聘请他们为某些机构、地方的“海外评审专家”、客座教授或研究员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拓宽我国研究机构与国外开展合作的领域。但是，据有关统计和海外人士的反应，一些计划的实施效果并不如人意。记者有一些海外学者朋友，闲谈听到一些牢骚。“我有许多‘专家’头衔，很想干点事，但是总干不成。”每逢有关单位领导到国外出访，总免不了要召集当地的一些华人学者进行座谈，“总是老一套：吃一顿饭，谈一大堆意见，不知到底有什么用？”“时常收到国内部委级单位的人才招聘或调查表，请我们提意见、填表格，却从未不给我们任何反馈信息。”

    也许，我们的海外人才资源利用工作，应该改变一下思路了，可否从“招聘”变为“挖掘”？积极主动的去挖掘在国际上有一定学术地位、参加主持欧美大型科研项目、对某一学科乃至多学科发展有战略见解的学者，请他们参加一些国家科研项目的规划、合作开发与实施，这样效果是否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