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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她的瘫痪和我有关 我是因为他每年坚持给一个山区女人寄钱而打听到他的， 他现在是一家医药公司的部门主管。我以为会捕捉到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求他好歹说两句，他躲不过去了才苦笑地告诉我，那只是赎罪，不能广为人知。我于是知道他帮助的是一个为他的医学经验献身的病人—一个至今蜷缩在棉被中的山区女人。那时他刚做住院医生，他的误诊加速了她的瘫痪。 ◆被采访者：殷先生◆性别：男休 闲 居 编 辑 ◆年龄：36岁◆职业：医药公司部门主管 ◆采访人：佟彤 她的悲剧从我的误诊开始 那是快十年前的事，我刚毕业一年多，那天都要吃中午饭的时候，一个女孩儿被人扶进门诊，她很瘦，说“形销骨立”一点不过分，脸色黎黑，很难闻的气味透过厚厚的棉衣很快弥漫在诊室中，我本能地不想接诊。扶她进来的是她哥哥，说家离北京远，早上搭了人家的车又换了公共汽车才赶到这儿，其他医生都已经走了，他央求我好歹给看看。 刚做医生的年轻人都希望能多见到疑难病，但城里人的病似乎和文明同步了，除了每天开感冒药，治肠炎之外，我几乎遇不到波澜，边远地方的病人往往是怪病，疑难病的实习课堂。她哥哥说，女孩儿的腿时常打软，人也瘦得厉害，现在弱得连学也上不了了。而且经常憋不住尿。我马上反应出她带进来的那种怪味的来源。她哥哥说，她得嫁人，这毛病不好人家婆家也不要。 我检查了她的神经反射，已经有明显的病理反应，我的第一感觉是“急性脊髓炎”。这是一种突然发生的到现在原因未明的脊髓病变，身体上每个方寸的感觉和运动都由脊髓中的神经控制，所以病情复杂而且不多见。从跳马上摔下的桑兰之所以全身瘫痪，就是因为她的脊髓从脖子开始就截断了。我判断这个女孩儿脊髓炎的部位在腰椎，所以她会下肢无力，小便失禁。 我被这个难得的复杂病例激动着，我太希望遇到一次奇迹了，也太希望刚工作的自己能创造奇迹了。我毫不迟疑地对他们说，马上住院，接着得做腰穿或者CT。 她哥哥很着急，他说能不能打打针就让她回去家里养，因为她订了婚。家里穷，急着把她嫁过去，因为那家的日子好点儿。我对这种无知的不配合非常恼火，我说，这种病不治疗好的话怎么能结婚？那是要瘫痪的。 他们很紧张地看着我，听话地看着我开出了CT检查单。他问了价钱之后就迟疑了，说总共也没带那么多钱。当时的CT检查是300元，他求我能不能缓两天，容他回去借钱？我想了想答应了，让他先把女孩儿送到病房住院。 女孩儿从椅子上很困难地站起身，我跟在后边急着下班，就随意地催他说“背着她去吧，那样快点”，她哥哥很听招呼地蹲下身，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错误和她的悲剧也许从那次“背”就开始了。 她住院的第三天院长来查房，我有些得意地把病例讲述了一遍，关于脊髓炎的种种治疗已经成竹在胸。一心想等着在查房现场露一手儿。院长慈祥而严谨，是参加过结核病高发年代普查治疗的老医生。 他听完我的汇报就让护士帮忙把女孩翻过身，在我说的脊髓炎的位置上用手摁了摁，女孩儿“嗯”了一声喊“疼”。院长马上警觉起来，问：“拍X光片了吗”？我说CT已经联系好了。院长说，“CT，CT，怎么上来就想到CT？不想着给病人省钱？我看像是结核”。又拿过我的病例记录：一看就急了，“怎么能这么草率的用激素？” 急性脊髓炎的治疗没有特效药，一般是用激素控制。而结核是不能用激素的，激素会进一步降低病人的免疫功能。也就是说，如果她真是结核的话，我的处方正在起反作用。 当时正是80年代中期，我们的目光是紧盯着各种不断增加的慢性病，刚刚开始的好生活被不断改变的疾病谱证实着，我天真地以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干净的，充满幸福的社会。结核这种肆虐已久，没有什么治疗玄机的病确实被我忽视了。 她被细菌“掏空”的脊柱悬了 当天下午就给她做了X光检查，和院长所说的一样，是脊柱结核，而且结核菌已经侵袭了脊柱的骨头，部位就是院长按着她说疼的地方。脊椎已经有了萎缩和蹋陷。 我赶紧让护士停药，幸好院长发现得早否则停激素都要很困难。我又找到她哥哥，告诉他他妹妹得的是结核，这病现在不难治，很多药是免费的，但是得转到另一家专门的医院。至少比脊髓炎要好治，原来准备借钱做的CT现在做个X光就行，少花了不少钱。 他们特别憨厚，对误诊没有城里人那么敏感，他听到药能便宜，检查也省了眼睛一亮，对我感恩戴德地说着谢谢，让我赶紧给她开转院单，他们想第二天就转走。 我像得到了大赦令一般出了一口气，我唯一盼望的就是他们尽快从我的视野里消失，让残局不要再扩大。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要是换个精明的城里人，我从医生涯中的第一个官司就惹上了。 第二天我出门诊，在走廊里碰到院长，他问：那个女孩儿怎么样了﹖我说已经安排今天转到结核病院。院长点点头走过去，又返回身问：“怎么走的﹖她得平躺，脊柱空了经不起搬运……”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心想：坏了，我又错了一步﹖我怎么忘了叮嘱他们。 现在经常搞的市民急救知识普及里，经常强调的一点就是遇到脊柱受伤的人，搬运时已经要小心，受伤者一定要平躺在硬质的担架上，因为已经受伤的脊柱很可能在体位的改变中伤到脊髓，病人的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最终落下瘫痪。 我慌慌张张地往病房跑，想赶在他们转走之前，病房的护士告诉我：“一早就走了，和来住院时一样，也是她哥哥背她下的楼，反正没用医院的救护车，那得花多少钱﹖” 我赶紧给结核病医院打电话，他们说，没有收到这么个病人。我一下就明白了，他们肯定是出了我们医院就回家了，这样的病人我们见过，因为怕花钱。我不断想到那女孩儿一次次趴在她哥哥背上的情景，我知道那个已经被结核菌掏空的脊柱悬了。 她的瘫痪和我有关 我在医院又干了一阵之后正赶上医药代表的行业出现，我跳了槽，很快拿到了超过医生两倍以上的工资。但每次报纸上登一次医疗纠纷，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女孩儿。 快到一年的时候，医院转来了不少寄到那里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北京山区的，我觉得地名很熟，里边还有张照片，一看发现就是那个我误诊的女孩儿。她在信里告诉我回去之后就真的瘫痪了。 女孩长得挺好看，坐在那里像个正常人，婆家只知道腿有病，以为是身体弱，吃好了就能好起来，婚就照样结了。照片上的她穿戴整齐，披红挂彩的。她说，结婚之后就走不了路了，婆家对她还不错，给我写信也是为了再来北京治病，想快点好，因为得生孩子。 原来，从我们医院转出去之后她哥哥就改变了主意，的确没去专科医院，想拿着药回家吃能省钱。我们国家有一个叫做“监督服药”的医疗服务体系，就是专门有医生入户，眼看着结核病人把药吃下去，现在世界结核病挺严重的，中国就是靠这个办法把结核控制了。但女孩儿没能受益，她的家乡太偏远。吃完了带回去的药就停药了，情况可想而知。 一次错误的使用激素，两次我指示下她被她哥哥背走，会在她的瘫痪中负多大的责任我也说不清，但是我是他们唯一求医过的人，唯一给他们医学提示的人，她的瘫痪和我有关。 我马上给她回了信，但我不敢告诉她这种瘫痪很难恢复，脊柱骨头的破坏使脊髓失去支撑，即便是修补脊柱，已经受伤的脊髓还有多少希望已经很难说，更何况修补脊柱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是天价。我当时寄去了一千元钱，我说先让她买点营养品，等我联系好了医院再告诉他们，我知道这是假话，但没有办法，我觉得只有假话和钱能帮她。 她回信自然是千恩万谢，她说他们全家一年也就挣这么多钱，他们那儿的邮局都没收过这么一大笔数目的钱。她的字写得很幼稚，话很实在，但越实在我心里越难受，因为她始终记得我是他们的救星呢。我想只要我还能挣钱我就会一直寄下去，这真不是高尚，我就是借用这种方式还债。 人的生命力真强，她在瘫痪之后居然怀孕了，三年前生了个儿子。瘫痪的人生孩子在医学上能够解释，因为瘫痪并不一定影响生殖机能，只是瘫痪者的怀孕和生产要比正常女人艰难得多，她告诉我儿子出生之后她身体更不如从前了，但是婆婆给带儿子，她自己没有什么大碍，不过就是不出家门。 有一次几个朋友出去踏青，就从她住的地方过，山坡上零零星星的屋子非常破旧，当地人说可能马上就拆了改建旅游度假村。我的同事都说，真遗憾，那就没有原味儿了。我当时忍住没说什么，心里对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充满了抵触。其实以前我也这么说，那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些作为风景的古朴和落后中，埋藏着多少生活的艰难。 杨易谈情 小时候，我最敬畏的几类人里边就有医生。也许是由于平时父母不自觉的暗示作用吧，因为生病时，着急的父母把我交给医生时的那种信赖的目光，以及医生自信、和蔼和胸有成竹的态度，让我觉得塌实。久而久之，我似乎觉得，一进医院病就好了一半。 这种对医生的信赖一直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后来医患矛盾渐多，一些医疗纠纷曝光以及自己经历的一些医生的不负责任，让医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而殷的忏悔到让我觉得，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人的良知还未泯灭，只要一个人的感情还没有麻木，信任终究会回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