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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与创新 何能兼得？ “中国是最适合参与全球创新药品研发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ＩＦＰＭＡ）”前经济政策总监、现“世界非处方药工业协会”主席戴维?韦伯博士日前在参加“发展中国家药品研究开发经验交流会”上的一句惊人之语。 然而事实上，我国即使根据国家规划要求组建的“年销售收入５０亿人民币（相当于６亿美元）”、“可与跨国企业竞争”的制药企业，也只能成为具有全球性竞争力的非专利药企业。按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１５％的全球医药行业一般标准计算，上述规模的公司，每年也只有９０００万美元用于药品研发，与跨国制药企业每年１０亿美元以上的研发支出相比，难以相提并论。 休 闲 居 编 辑 那么韦伯博士如何能推出以上结论呢？ 政府的重视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基础设施、现有医药产业状况和人材资源等重要因素影响着药品的创新。韦伯博士认为，中国在以上几方面都具备了较充分的条件。 任何一个政府在创新、科技进步和以研发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政府在这些领域中所实施的政策，直接影响国家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资源的配置。韦伯博士认为，中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优先发展安排和战略，鼓励非专利药研发和非专利药领域的现代化；鼓励由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引领，使用孵化基地对生物技术产品进行开发；政府还极力鼓励中药现代化项目。 当记者问及中国如何能够解决研发与市场的脱节问题时，韦伯博士回答到，中国制药企业过去是根据国家的计划进行药品生产，企业本身并不十分清楚应该开发什么样的产品。因此，中国制药企业对客户需求、市场机会的把握，特别是对全球市场机会的把握，能力相当薄弱。“欧美国家是市场拉动型模式，而中国还处于政府推动型模式，从政府推动过渡到市场拉动还需要一段时间。” 韦伯博士认为，中国在生物技术及生命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居于领先地位，也不乏世界水平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如北方和南方基因组研究中心、中科院药物研究所、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政府还对积极开展药物、生物技术、中药和其他方面研究的机构和高等院校，提供更多的支持，但在这同时，不应过度强调生物技术的重要，而忽视了化学制药领域，中国应将小分子创新化合物作为新药研发的重点发展方向。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非专利药生产企业几乎没有承担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工作，绝大多数所谓的“研发”，仅仅是非专利产品质量标准的改进，或开发新的适应症，或国内及全球市场产品的处方调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性研究。 在非专利药生产能力过剩，众多非专利药生产企业效率低下，产品低端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生产领域进行整合。但是，如果整合后公司的规模太小，仍无法在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上形成有效竞争力。 对此韦伯博士建议到，“中国现有的医药产业由非专利药品企业（大部分具备较高的生产能力）、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大量的中药企业，以及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组成，很有可能形成独特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特点。” “国内的小型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院校和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可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获得研发资金，如果这些机构与跨国公司合资的话，还有增加吸引风险资本的机会，也可借机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产业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诺华公司总经理刘贞贤也表示，印度目前在积极进行新药研发工作，中国在近一、两年的转型特别重要，企业在立足市场后应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在做仿制药的市场同时也应重视创新药物的研究，这样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 （转摘自“中国医药经济信息网”） |